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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流动性:“稳货币、宽信用”组合来临

发布时间:2020-09-29 05:11来源:全球财经散户吧字号:

  2020年8月中国金融数据呈现出的最大特征是——货币、信贷延续疫情后的临时性宽松状态后撤进程,货币增长边际回落中宽信用特征逐渐呈现。8月份社融增长规模超出市场预期较多,实际上中国社融同比增长自2020年初起,就呈现了持续回升的态势,表明中国货币结构性政策,结合增强资本市场功能的改革推进,正逐渐展现效力,未来货币政策正常化基础亦将更牢靠。

  1.政策回归中性,结构调整重点地位更突出。

  前期应对疫情货币政策虽然有所放松,但政策重心在于“救助”——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将定向得到信贷支持。正是对受疫情影响企业的精准、定向支持,带来了货币增长和(港股00001)信贷增长的提高,但政策本意不在于放松,而在于“直达实体”消除疫情冲击影响和对企业临时性困难的救助。应对疫情的金融放松,带有显著的“救助”体征,它强调直达实体,这点与强调总量宽松的反周期货币政策放松,有着显著差异!

  疫情期间的临时性宽松政策基调虽已改变,但疫情期间创造的一些结构性直达实体经济工具,仍会保留,有些还会得到进一步发展,以使新增流动性更多地流向实体经济中的中小企业。央行先期已明确,2项直接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创新工具——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、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,将得到延续应用。另外前期对中小企业的普惠金融支持,是疫情期间临时性救助金融政策体系的重点,由于普惠金融疫情期间受到政策扶持力度较大,因此即使疫情期间普惠金融规模也得到了发展。由于普惠金融规模扩大,未来即使临时性扶持措施退出,在正常化的结构调整支持政策下,普惠金融也将得到加快发展,从而为整体信用和流动性增长,奠定平稳基础。

  2. 货币虽归中性,宽信用渐次来。

  笔者早在二季度末就指出,随着经济进入后疫情时代,中国货币环境将结束边际放松重新回归中性稳健的基调。首先,中国货币环境“存量过多”的格局并没有改变,大量存量流动性积存在房地产、股市等商品市场,金融“脱实向虚”的改善空间仍然较大;其次,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,需要发挥货币、信贷对真实投资增长等经济运行的支持和激励作用,当前就是要发挥资本市场功能,在新增货币和信贷的投放中注重结构性调整。即要通过发挥资本市场功能,提高货币积极性;通过新增流动性的定向投放,达到流动性存量的结构调整。这意味着,未来货币积极性提高,有赖于货币中性下“宽信用”的发展。

  2020年的金融数据进一步印证了中国流动性环境的发展趋势:稳货币+宽信用。通常认为,“宽货币”是“宽信用”必要条件。中国在货币政策回归稳健边际收紧下,市场对能不能形成“宽信用”存在较大分歧。实际上,中国宽信用的发展,主要基于结构性政策效力的逐渐呈现。中国货币存量过分充裕的状态,随着结构性货币政策效力的逐渐发挥,资本市场在实体经济中的融资作用进一步增强,使得中国流动性环境得以实现“稳货币”的同时,顺利实现“宽信用”。新时期的宽信用与以往资金最终流向楼市的状况不同,新的宽信用,是在结构性政策引导下的、流动性存量分布向实体经济的调整。从中国各种层次流动性的变化看,随着中国对资管市场治理完善程度的提高,以及货币结构性政策效应的积累,2020年后中国“宽信用”发展(社融增长提速)的态势开始显著呈现。2020年初货币的临时性放松,更是加速了中国“宽信用”的回升趋势。2019年末,中国社融增速为10.69%,2020年3月为11.50%,6月为12.8%;2020年8月份,中国社融增长结束延续2年多(自2018年4月起)的持续低于信贷增长状态,超越信贷增长,进一步上升至13.3%,而同期信贷余额增速仍保持其相对高值13.0%。从中国信贷和社融增长的不同表现看,信贷余额同比增长受货币政策影响平稳中趋落是大概率。社融增长持续回升态势并没有受到政策临时性放松政策回撤的影响,表明中国“宽信用”发展正逐步来临,说明中国结构性政策改善流动性结构的效力正在呈现,中国货币政策正常化也将得到延续。 转自:散户吧 WWW.SANHUBA.COM

  3. “稳货币、宽信用”组合下,降息仍可期。

  货币政策重心再度回归到结构调整,货币、信贷增长将延续平稳中边际回落态势。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要求,对货币增长仍有进一步回落的影响,信贷增长也将在现有基础上保持平稳中回落态势。随着经济进入后疫情时代,宽松货币政策的负效应将逐渐显现。中国房地产领域的资产泡沫一直未能有效缓解,并已对经济内生增长构成了实质伤害,未来货币偏松局面如不能及时调整,经济转型和升级的发展目标将得到根本性伤害。前期偏于宽松的流动性环境,主要为了防止疫情对经济的影响。但在复工、复产有序推进,防控取得胜利的情况下,货币临时性放松的境况将改变,当前广义货币增速仍偏高而难以持续。

  未来中国货币环境的真正问题在于基础货币投放能力不足,尤其是在不提高基础货币整体成本情况下,实现基础货币投放的增长。因此,尽管宽信用带来金融体系信用放大能力提升,基础货币增长的不足会抵消此种影响,广义货币M2增长仍将维持符合央行稳健中性界定的增速。按照通常的货币增长中性基准(GDP增速+1/2×CPI+1/2×PPI),2020年M2在7.5-8.5%间仍将是政策合意水平,8.5%上方意味着货币环境已过度宽松。

  疫情期间央行创设的直达实体经济工具,在疫情后将作为结构性工具延续;加之资本市场功能在整体融资中作用的进一步上升,中国“宽信用”仍将得到发展,“稳货币、宽信用”这一看似不可能的完美组合将呈现。中国当前货币环境的核心问题,不在于数量宽松,而在于价格过贵,即中小企业融资利率偏高。因此,未来仍需要通过各种降息手段,以达到降低融资利率的目的。随着猪肉涨价进程结构,通胀拐点到来,以及核心CPI进一步下行,中国物价环境并不构成对降息政策的制约,“降息”仍是未来必不可缺的政策选项,未来再出台仍是大概率事件。2019年后,中国核心通胀即从2.0%水准上持续下滑(这与同期经济运行状况一致),2020年7月和8月已降到0.5%的水平。实际上,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在价格管理领域“防通缩”为主要任务一样,中国宏观调控在通胀管理方面,在猪肉临时性涨价冲击因素消除后,“防通缩”也会成为政策重点。

  (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学术专家、研究员)

(小编:招财进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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