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泰证券：龄化与少子化是历史的必然，拥抱“人口转型大时代”所孕育扩内需投资机会

　　2022年我国人口总量见顶回落，自然增长率自1960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。作为决定人口数量的重要变量，我国适龄生育人口基数的减小意味着我国人口仍面临较大的“转型压力”，叠加生育意愿的降低，我国新出生人口已经出现了“6连降”。 本文来自散户吧WWW.SANHUBA.COM

　　近期，市场对于地产、基建等传统刺激政策预期开始逐渐升温，其本质是市场期待扭转经济弱复苏的“强心剂”。然而，劳动力人口逐渐减少是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内生动力的“慢变量”，政策相机抉择的着力点需要在短期与长期中寻找平衡。实际上，本轮刺激政策方向或仍聚焦于扩内需、调结构。老龄化与少子化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必然，投资者与其博弈短期政策的强刺激，不如拥抱“人口转型大时代”所孕育的扩内需的投资机会。

　　今年我国出生人口或再创新低， 本文来自散户吧WWW.SANHUBA.COM

　　“人口结构转型”持续加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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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人口规模见顶回落，自然增长率首次为负。2023年1月17日，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最新人口数据，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，较上年末减少85万人。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，人口出生率为6.77‰；死亡人口1041万人，人口死亡率为7.37‰；人口自然增长率为-0.60‰。这是自1960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，人口增长拐点正式出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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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作为决定人口数量的重要变量，我国适龄生育人口基数的减小也意味着我国人口仍面临较大的“结构转型压力”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我国连续十年每年出生人口都在大幅度下降，主要是因为上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导致70年代出生人口出现骤降。在这之后，2005年到2015年每年出生人口基本保持在1600万人左右，处于稳定区间，这是因为80后，即“第三波婴儿潮”出生的人，在2005年到2015年间进入适宜生育年龄，因此保持了整体出生人口的稳定。而随着“第三波婴儿潮”将在近几年逐渐退出黄金生育年龄，第一波婴儿潮出生的人口逐渐迎来“谢幕之年”，我国人口总量已经到达了拐点：出生人口数量进入快速下降区间，人口自然增长率由正转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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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出生人口“6连降”，2023年我国新出生人口或再创新低。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1883万人，达到了近年来的峰值，随后以平均每年减少150万人的速度出现“6连降”。到2022年，我国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，比2021年减少106万人；人口出生率为6.77‰，比2021年下降0.75‰。据《中国慈善家》最新预测，2023年中国新出生人口或将不足800万人，且根据对多个基层医院的调研，今年建档孕妇数量确实在下降，有医生表示建档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。

　　2023年我国新出生人口或再创新低已初露端倪。安徽、山东、贵州的多个县市公布了一季度出生人口数据，其中山东德州下降最多，达到12.2%，相比去年同期减少了近1000人，另外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出生登记数同比下降5.13%，宁国市同比下降4%。同时，今年全国各地的产科一同经历着一场“寒冬”——新生儿数量持续减少，有的医院因此缩小产科规模，甚至直接取消产科，例如2023年5月7日，浙江省苍南县中医院发布公告暂停产科助产服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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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低生育率制约“稳经济”重回刺激地产的老路 本文来自散户吧WWW.SANHUBA.COM

　　从发达国家发展历史来看，少子化与老龄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国家现代化下的必然产物，不以政策及制定者的主观意图为转移。纵观全球不同文化、体制下各国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，可以发现：一旦一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达到一定高度，无论何种强度、形式的鼓励生育政策，从长期看均难以改变生育率下行的大趋势，政策最多只能延缓斜率而无法扭转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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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生育率下行的肇因并非政策而是现代化，特别是工业化与城镇化。一方面，工业化社会对科学技术水平的苛刻要求，迫使居民为了让子女适应未来需求，不惜一切代价地提升子女的受教育水平，这使得现代社会受教育水平急剧提升的同时，也极大地抬高了现代家庭抚养子女的成本，加剧了下一代子女的晚婚程度，从而削弱其生育潜能；另一方面，城市化在极大地压缩居民居住空间的同时增加了工作时长，紧迫的工作压力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养育孩子的时间与精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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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小编：财神)